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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20年前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發展以至于全球金融治理結構演變,都產生了持久深遠的影響。后危機時期東亞國家在防控金融風險與有效應對區域外危機沖擊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直接成果之一是“東盟與中日韓(10+3)”積極尋求建立新區域性合作機制,推動清邁協議與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機制應運而生,并設立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

AMRO宏觀經濟監測團隊在與各成員進行廣泛雙邊磋商與調研的基礎上,最近推出首份10+3區域經濟發展評估與風險監測的年度旗艦報告,引起各方廣泛關注。

 

1、AMRO旗艦報告的意義

 

AMRO于2011年4月在新加坡成立,是10+3成員共同設立的區域內經濟監測機構,定位于加強東亞區域金融安全網并促進東亞國家整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作為10+3深化財金合作的一項重要成果,AMRO于2016年2月19日正式升格為國際組織。其主要職責包括對區域宏觀經濟進行監測、評估并向成員報告其宏觀經濟和財金領域狀況,分析區域內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并協助成員國制定應對風險的政策建議,為多邊貨幣互換協議——“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提供研究支持,被評論人士看作是“亞洲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對應部門。AMRO現任主任為原財政部國際經濟關系司副司長常軍紅博士。

 

AMRO日前發布的2017年東亞經濟展望(ASEAN+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2017)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是AMRO升格為正式國際組織后推出的首份對東亞區域經濟發展評估與風險監測的年度旗艦報告。該報告主要通過AMRO宏觀經濟監測團隊調查研究并與成員進行廣泛雙邊磋商而成。旨在全面評估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分析區域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聯系,并在此基礎上對區域經濟演變前景進行分析展望。《報告》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述東盟10+3成員國宏觀經濟展望與挑戰。第二部分針對亞洲金融危機20年進行專題研究。

 

今年正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20周年,以過去20年亞洲區域經濟結構變化和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發展作為AMRO首份旗艦報告的主題正當其時并具有特殊意義。總結應對危機以及20年后危機時期發展的經驗教訓,有助于各成員實現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與推進必要金融市場化改革以實現宏觀金融穩定的目標,對加強域內各成員政策協調以及網上有效應對危機機制也具有積極意義。在發達國家保護主義政策傾向給經濟全球化帶來困擾的環境下,《報告》發布顯示東亞區域財金與經濟合作活躍推進并釋放正能量。

 

2、《報告》對東亞宏觀經濟形勢分析主要觀點

 

《報告》對當前10+3區域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形勢進行了系統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定量模擬主要經濟體對區域經濟的溢出影響,提出區域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和挑戰。

 

《報告》認為主要發達經濟體政策不確定性雖有所增加,然而美國經濟企穩增長與全球經濟2017年適度復蘇,有望對東亞經濟帶來正向溢出效應。2016年10+3經濟整體有望實現5.3%增速,伴隨宏觀經濟韌性(resilience)有所提高。預計2017與2018年,在控制通脹條件下,區域經濟有望維持在5.2%和5.1%的較高增速。其中,中國與日本經濟增長平穩,韓國經濟應對全球金融市場波動能力有所增強,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則繼續較快增長。

 

未來區域經濟面臨的挑戰主要包括全球主要國家政策不確定風險,如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削弱本地區出口前景,全球流動性緊縮導致各成員政策空間縮窄,平衡國內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變得愈加困難等。域內各成員應做好充分準備應對快速變化的全球環境,促進各成員政策機構協調。除短期通脹風險及流動性風險外,10+3都不同程度面臨長期結構性矛盾,需加快結構性改革提升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能力。

 

就中國經濟及其對區域其他經濟影響而言,《報告》通過構建全球經濟模型進行了定量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經濟對域內成員經濟體影響較日本更加顯著,與美國比較對域內成員經濟體影響更加持久。目前中國經濟呈現平穩增長態勢,有助于促進區域總需求并持續推動域內經濟增長。展望未來,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持續產能調整、遏制債務上漲以及維護金融穩定降低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將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

 

3、從金融危機經驗教訓中學習成長

 

1997年金融風暴給東亞一些國家以至區域經濟帶來嚴重沖擊,促使域內成員經濟體從危機經歷中總結經驗教訓,通過必要而痛苦的調整過程探索可持續發展道路。過去20年基本事實顯示,亞洲經濟并未像一些評論人士預言得那樣會一蹶不振和長期低迷,而是在比總體預期較短時期內走出危機陰影,并在21世紀初年中國經濟超預期增長帶動下迎來新一輪開放景氣成長。即便在華爾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沖擊與全球經濟大幅減速環境下,亞洲經濟仍然表現出較為有力的增長韌性。AMRO《報告》數據顯示,2016年10+3整體GDP增速為5.3%,顯著高于全球3.1%增速;其中六個國家實現6%以上較高增速,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和穩定器。

 

亞洲金融危機彰顯加深區域內國家宏觀經濟協調與金融合作對持續經濟增長與有效化解危機的重要意義,促成了2000年清邁計劃、2010年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CMIM)生效、2011年設立AMRO并于2016年升格為國際組織。危機后域內成員實施多方面經濟結構與政策改革調整,如改革匯率制度、整頓企業和金融部門、構建穩健的宏觀審慎監管制度等等,顯著提升了區域內經濟應對宏觀經濟周期波動與外部危機沖擊的能力。目前10+3成員已初步組建區域金融安全網,各經濟體宏觀政策協調和財金合作意愿和能力加強,有助于區域經濟持續穩健增長。

 

4、中國在東亞經濟中特殊地位

 

報告對觀察中國在東亞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提供了豐富信息。首先,中國是東盟最大貿易伙伴與重要投資國,中國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域內國家應對外部沖擊的穩定錨,有助于這些國家經濟提升韌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東盟10國對美國貨物出口占其貨物出口總額19.46%,對中國貨物出口占比僅為2.53%。到2015年東盟10國對中國出口比重已提升至12.2%,對美出口占比則降為11%,中國已連續七年成為東盟最大貿易伙伴國。《報告》提供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對東盟成員國的旅游人數超過3200萬人次,占區內外國游客數量的比重從2009年的7.8%上漲至2016年的20.6%。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也大幅提高:非金融類直接投資(OFDI)流量從2003年1.2億美元升至2015年146億美元,占中國對亞洲及全球OFDI流量比重從2003年7.9%和4.2%分別上升至2015年13.5%和10%。

 

其次,中國是推動10+3區域生產鏈發展的重要動力,在區域乃至全球制造產業轉移與發展中起到承上啟下作用。隨著中國要素成本持續上漲,近年來域內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承接著來自中國各類制造產業。數據顯示,越南、柬埔寨國家主要以承接中國紡織業等低附加值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Made in Vietnam”、“Made in Cambodia” 近年來開始在北美發達國家市場取代早先“Made in China”在成衣市場的地位。泰國、馬來西亞憑借其IT產業發展歷史積累而主要承接中國各類設備制造業。中國既作為一般元零件供應國為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電子產品與紡織品生產提供中間投入品,又作為韓國、日本等域內發達工業化國家重要元零件進口需求國,組裝加工生產機械、專用和通用設備制成品,并最終出口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中國在區域生產鏈發展中處于承上啟下關鍵地位,《報告》有關中國和東盟國家區域內中間品貿易數據,對觀察上述區域經濟合作格局和態勢提供了豐富信息。

 

最后,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為東盟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帶來新契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些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資金瓶頸。“坐著高鐵去東盟”有望連接中國與泰國、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馬拉西亞、新加坡等7個陸地相連的東盟國家鐵路交通網絡,推動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此外,中國還積極與東盟國家開展合作,計劃共同打造“中國—東盟信息港”、簽署“中國—東盟環境合作戰略(2016-2020)”,大力推動教育等文化交流合作,并重點向東盟低收入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支持東盟縮小內部發展差距。未來隨著亞洲債券市場建立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實施推進,中國與區域成員合作領域將不斷拓寬,對區域金融穩定及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作用將進一步彰顯。AMRO在這一進程有望發揮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本文作者盧鋒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作者李昕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