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麗爾·桑德伯格，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她曾經是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辦公室主任、谷歌全球在線銷售和運營部門副總裁，現在是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也是福布斯上榜的前50名“最有力量”的商業女性精英之一。而對于中國的廣大讀者來說，她因為寫了鼓勵女性勇敢爭取事業成功的《向前一步》而聞名。

她曾在書中寫到：“伴侶的支持非常重要，絕大多數的成功女性都擁有一位相當支持自己事業的人生伴侶。”現實也確實如此，就在桑德伯格的事業步入正軌之時，她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摯愛，在雅虎做高管的戴夫。你可以說桑德伯格是幸運的，因為她找到了這樣一位完美伴侶，支持自己的事業，又分擔了照顧家庭的責任。

然而，人生的拐點總在高潮之處，2015年5月，謝麗爾的丈夫戴夫·高德伯格突然去世，謝麗爾的世界也隨之崩塌，她認為自己和孩子們再也不會有真正純粹的快樂了。

戴夫去世兩周后，當孩子們準備參加學校的親子活動卻沒有父親的陪伴時，謝麗爾痛苦地對朋友說：“我只想要戴夫。”朋友說：“既然選擇A已經不存在，你就只能考慮選擇B了。”

這時，謝麗爾明白了，每個人都有可能面對人生中的選擇B，遇到創傷后我們需要充分了解選擇B，勇往直前，重新找到快樂與幸福。

她把自己愈療的過程寫進了《另一種選擇》當中，她希望可以幫助人們“不必經歷悲劇，就可以提前建立自己的復原力，為面對潛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礙做準備。”

今天，小編要為大家推薦的正是謝麗爾·桑德伯格的新作《另一種選擇》。希望可以對你有所啟發。

當我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面對或處理消極事件時，也播下了復原力的種子。

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花了數十年研究人們如何應對挫折，結果發現有三個認知因素會阻礙復原力：

(1)個人化(personalization)：認為壞事的發生都是自己的錯;

(2)普遍性(pervasiveness)：認為消極事件會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3)持久性(permanence)：認為事件的殘余效應將永遠存在。

這三個因素(簡稱“3P”)的存在，它們會讓你的大腦縈繞著這樣的想法：“都是我的錯!一切都糟透了，人生糟透了，而且會一直糟下去，直到永遠!”

認識到消極事件并非個人原因所致，困難也并非無處不在，更不會永久存續的人，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會降低，也會更好地渡過難關。

認為壞事的發生都是自己的錯

我也曾落入3P陷阱，首先是從個人化的內疚開始的。

戴夫去世后，我迅速陷入了自責。第一份醫學報告顯示，戴夫的致命傷是從健身器械上跌落導致的頭部損傷。因此，我不斷地責備自己，如果我們早一點兒發現，他就能夠被救活了。

我的弟弟戴維是神經外科醫生，他堅持認為我這么想是不對的——從健身器械上跌落下來，可能會讓戴夫的手臂骨折，卻不會要了他的命，所以，在他跌落之前一定發生了什么。

后來的尸檢證實了戴維是對的，戴夫死于因冠心病導致的心律失常。

即便如此，我仍能找到其他理由責備自己。

此外，我還因為他的去世給我身邊的人帶來的不便而感到自責。悲劇發生之前，我是家里的大姐、實干者、計劃者、領導者，但戴夫離開后，我突然什么都做不了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發現自己說得最多的一話是：“對不起，我很抱歉。”我不斷地跟每個人說抱歉。

我的朋友亞當最終說服我，我必須舍棄“抱歉”這樣的字眼。他也提到，其他類似的閃爍其詞的表達也不能再使用。亞當解釋說，自責會阻礙我復原，這意味著孩子們的復原也會受到影響。他的話讓我驚醒了。我意識到，既然醫生都沒能阻止戴夫的死亡，那么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阻止他的離開就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也沒有打擾任何人的生活，所有的不便都是悲劇的發生帶來的。

當自責越來越少時，我開始注意到，并不是每件事都那么糟糕——孩子們可以整夜熟睡了，他們哭得少了、玩得多了;我們也去找專業的咨詢師和治療師尋求幫助，我可以自己照顧孩子們了。我有深愛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他們每時每刻都為我和孩子們提供支持，我感覺跟他們更親近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親密。

認為消極事件會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戴夫去世10天后，孩子們就回到了學校，我也在他們上學的時候返回了工作崗位。回到工作崗位最初的日子非常混亂。

我在Facebook(臉書)擔任首席運營官超過7年，但是，突然間，一切都不一樣了，變得很陌生。當天第一個會議上，我能夠思考的只是：“每個人都在講什么呢?這個會議有什么意義呢?”

然后在某一點上，我被拉入討論——突然有一秒，也許是半秒，我忘記了一切，忘記了死亡，忘記了戴夫躺在健身中心地板上的樣子，忘記了棺木下葬的場景。那天第三個會議上，有幾分鐘我竟然睡著了，但我對此也感到慶幸，因為是這幾分鐘是戴夫去世后，我第一次感到放松的時刻。幾周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我可以更長時間地專注在工作上。工作給了我一種做回我自己的感覺，同事們對我的善意也讓我知道，我的生活并沒有那么糟。

我一直相信，人們需要在工作中得到支持和理解;我現在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悲劇發生之后這一點更為重要。

我想起我大學畢業之后，第一天到公司上班，老板讓我在 Lotus 1-2-3(一款 90 年代很流行的電子表格軟件)里輸入數據，我表示自己不會。老板怒道：“你連這個都不會，是怎么拿到這份工作的?簡直難以置信!”緊接著，他摔門而出。

那一瞬間，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甚至以為自己要被解雇了。但之后我明白，我只是不擅長電子表格軟件而已。

認為事件的殘余效應將永遠存在

在3P陷阱中，對于我來說最難的部分是悲傷的持久影響力。

數月以來，無論我做什么，我都會感覺到痛苦無處不在。我認識的大部分經歷過人生悲劇的人都說，隨著時間的流逝，悲傷會慢慢消逝。他們想讓我相信，總有一天，我會微笑著想起戴夫。但我根本不相信。孩子們哭的時候我會迅速想象到未來——他們未來的生活中沒有爸爸了。

當我們受苦的時候，便傾向于將苦難無限地投射、放大。

有一項叫“情感預測”(affective forecasting)的研究，旨在對人們未來的情緒進行預測。該研究顯示，我們往往過度放大了消極事件對于自身的影響。

研究人員請一些學生想象自己和愛人分手兩個月后的傷心程度，又請一些真正經歷過分手的學生報告分手兩個月后的感受。研究結果顯示，真正經歷過分手的學生要比僅憑想象的學生更快樂。此外，我們也會高估其他壓力事件的消極影響。例如，被拒絕授予終身教職的助理教授，認為自己在接下來的5年內都會沮喪消沉，但實際上他并沒有。某個大學生認為，如果他被分到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宿舍，就會感覺很痛苦，實際上也沒有。

塞利格曼發現，像“從不”“總是”這樣的詞代表了持久性。就像把“抱歉”踢出我的詞匯表一樣，我也試圖不再使用“總是”“從不”，而是用“有時”“近來”來取代。我開始明白，無論我感到多么悲傷，下一個痛苦減輕的時刻總會來臨。這樣做也幫助我重新獲得了控制感。

我認識的一位精神科醫生解釋說，人類在進化中就具有聯結和悲傷的能力，人類有天然的工具可以從失去和創傷中復原。這一席話令我堅信自己扛得過去——既然人類進化出了應對痛苦的能力，那么悲傷就殺不死我。

每個人都會面臨失去：失去事業、愛情或生命。

問題不在于悲劇及挫敗何時發生，它們總會發生，我們也必須直面應對。

復原力源于每個人的內在，也源于他們獲得的外部支持;復原力源于因生命中的美好而引發的感恩，也源于在挫敗中學到的經驗;它既來自對于悲傷的解析，也來自對悲傷的接納。

有時，你的復原力比你想象的弱一些;有時，又會強一些。

我想讓你明白，當生活給你當頭一棒，讓你墜入悲傷之海時，你能做的就是奮力游向水面，重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