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31個省(市、區)都出臺了高職生均撥款政策，但是政策落地還有很大差距。

束縛高職教育發展的第一道坎就是學歷問題

馬樹超表示，高職教育“改的是機制，動的是利益格局”。那么這個需要改革的制度是什么，他認為，“就是我們對于一線勞動者應有的地位和待遇沒有體現”

7月15日，《2016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發布，至今已連續發布了5年。《報告》顯示，近年來高職學生具有較好的發展潛力，月收入連續5年增長，專業相關度穩中有升，就業滿意度連續5年呈上升趨勢。

然而，《報告》不回避問題，直指高等職業教育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在發布會上，不少專家和高職院校校長對于高職教育的未來發展談到了自己的憂慮。

從當前看，高職教育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什么、怎么改，成為高職教育面臨的重要課題。

高職良好發展前景卻躲不開體制瓶頸

在今年的《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系列數據就是高職畢業生的就業質量連年提升。通過對月收入、專業相關度、就業滿意度、月收入增長、職位晉升、工作穩定性等方面的綜合測評可以看出，高職學生的發展潛力在這幾年逐步提升。

《報告》顯示，高職學生畢業3年后的月收入明顯增長，具有較好的發展潛力。以2012屆為例，高職生畢業半年后月收入為2731元，畢業3年后為5020元，增幅為83.8%，增速明顯高于城鎮單位在崗職工的平均水平。

近5年，高職畢業生就業的專業相關度穩中有升，2015屆高等職業院校理工農醫類專業畢業生中，有65%所從事的工作與專業相關。高職畢業生的就業滿意度連續5年呈上升趨勢，2015屆畢業生的就業滿意度已達到61%，相比5年前上升了17%。

高職教育作出的成績遠不止如此，《報告》顯示，高職院校已成為農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徑。2011～2015屆高職學校畢業生中，家庭背景為“農民與農民工”所占比例已達53%。如今，高職院校已成為平民升級的重要階梯。

然而，在《報告》中，人們也看到了高職教育發展的種種問題。

雖然31個省(市、區)都出臺了高職生均撥款政策，但是政策落地還有很大差距。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高職研究中心主任馬樹超對此表示：“我們用259所地級市政府舉辦的高職院校數據表明，2015年有73所生均財政撥款水平低于6000元，占25%，離教育部要求的2017年高職生均撥款達到1.2萬元難度還很大。有20多所甚至還低于3000元，涉及主辦方主要有河北張家口、山西運城，等等，《報告》中羅列了一些地級市的名單，希望引起這些地方的高度重視。”

此外，馬樹超強調，教育部提出學生企業實習財政專項補貼政策的落實，困難重重。2015年除了生均企業實習責任補貼落實的地區超過30%，生均企業實習財政經費補貼，兼職老師財政補貼等沒有落實的地區占80%左右。地方政府在保障高職院校發展的人員編制落實上改革滯后，政策難以落地，地級市舉辦的高職院校中，1/3的院校編制不足，嚴重影響教師隊伍建設。

馬樹超表示，“現在經常說31個省(市、區)都出臺了高職生均撥款標準，似乎都已經很圓滿，但是這個標準僅適用于本省本級公辦高職院校，把民辦高職或非教育部門舉辦的高職拒之門外，是不合理的。”

有制度保障才能有“工匠精神”傳承

在我國大力倡導“工匠精神”的背景下，人們漸漸了解并尊重技能人才的勞動成果和社會價值。然而，高職畢業生的未來發展也在經受一些考驗。

根據《報告》，在工作穩定性上，高職畢業生多屆保持平穩，畢業3年內平均雇主為2.5個。但與本科畢業生相比，高職畢業生畢業3年內平均雇主數略多。

此外，在當前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高職畢業生畢業3年內有過職位晉升的比例為59%。但與2011年的62%相比，比例有所下降。高職畢業生的職業發展正面臨我國經濟持續探底形勢下的新挑戰，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刻不容緩。

發布會上，眾多高職校長提到，面對良好的未來規劃和難以沖破的現實障礙，如何進行高職教育體制改革，成為高職教育發展的首要問題，也是真正把“工匠精神”落到實處的關鍵所在。

束縛高職教育發展的第一道坎就是學歷問題。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張亞軍表示，從高職教育管理者角度來看，高職院校在堅持辦學方向上沒有動搖，但目前面臨一些困惑、一些誘惑。“所謂的誘惑就是跟本科之間的比較，比如說資金投入問題，學生就業門檻問題，特別是許多國有企業將本科學歷作為進人基本門檻，國家公務員招考要求本科以上學歷才有資格，甚至企事業單位評聘將學歷作為篩選條件之一，等等。這都對高職教育發展不利”。

“前兩年，一些道路橋梁領域的國企、央企來學校招人時，提出要本科以上學歷，合作比較好的企業會在括號中注明我們學校除外，但是這個括號能打幾年，不好說。”張亞軍表示，“在企業調研時，都說我們學校的學生素質好，但企業與我們說，能不能也叫他拿個本科文憑呢，這樣的情況，到底怎樣才能解決呢?”

張亞軍認為，培養“工匠精神”，只提精神不夠，還要有工匠制度，“沒有制度作保障，精神能走多遠不好說”。因此，他希望能夠消除本科學歷在制度層面的差異，包括資金投入、地位、門檻、發展瓶頸，等等。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孟源北也認為，培養一個大國工匠，或者培養一個社會認可的行業大師，首先學校有責任。“產業結構肯定需要這樣的人才，我們也有這個水平培養出人才，關鍵在于制度設計。應使制度設計、制度保障為大國工匠精神服務”。

高職改革，動的是利益格局

如今，高職教育改革并不是一個新詞，然而，怎么改、改什么則成為所有高職教育從業者亟須思考和面對的問題。

馬樹超認為，高職教育改革說到底是制度改革。當今，教育與經濟都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一方面高技能人才短缺;另一方面畢業生過剩。“實際上，這個問題的背后一定是體制機制的問題，這就是現在為什么要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馬樹超表示，高職教育“改的是機制，動的是利益格局”。那么這個需要改革的制度是什么，他認為，“就是我們對于一線勞動者應有的地位和待遇沒有體現。”

對此，孟源北表示，社會亟須完善的職業資格框架制度。“在歐盟國家，有非常明確的職業資格框架。歐盟職業資格六級相當于我國的學士學位，收入非常高。這個制度框架是能力的認可，更是收入的保障，是社會地位衡量的標準。中國缺少的就是這個制度保障，而這是學校培養人才的基礎”。

此外，馬樹超認為，制度改革也離不開政府的責任。《報告》顯示，近年來我國政策環境逐步優化，高職管理開始注重政策的繼承和創新，高職分類考試招生政策平穩推進，但制定政策不易，落實政策更難。因此，期待各級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通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提升高職院校辦學自主權。

《報告》提出了高職教育未來發展將面臨的其他挑戰及應對辦法。其中包括推進產教融合，應對辦學理念的挑戰。曾經有企業管理者尖銳地指出職業院校培養出來的學生真正能適應企業人才需求的并不多。因此，高職院校應注重人才培養過程與生產實踐的銜接。

《報告》指出，應推進質量“升級”，以應對“升本”誘惑的挑戰。應用本科轉型和個別高職院校升本，極大刺激了高職院校的“升本”熱情，如何把握服務發展，促進職業辦學方向，優化專業結構等，是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另外，《報告》指出，應強化督導評估，以應對地方財政投入挑戰。馬樹超表示，“國家和地方都對高職院校社會貢獻有很高的期待，我們期望國家強化督導評估，督促省地兩級政府有效提高高職院校生均就業撥款水平，重點解決地市級所屬高校經費不足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