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是政策科學的鼻祖，他對政策科學學科使命的思考深刻地影響了政策研究本身的路徑，后來所有有關公共政策的研究與發展都可以在他的闡述中找到線索和萌芽。本文將拉斯韋爾的政策科學作為研究重點，從拉斯韋爾提出“政策取向”開始，探討他對政策科學的理論構想和宏偉設計，概括他在政策科學研究方面的具體貢獻，闡述圍繞著他提出的政策科學藍圖而產生的爭論，最后討論拉斯韋爾遺產對于中國公共政策學科的啟示和借鑒。

拉斯韋爾最先倡導“政策取向”的研究，這也使得政策科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他將政策過程作為政策科學研究的對象，并且認為通過知識改進政策過程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提升政策過程的知識，二是提升政策過程中的知識。“政策過程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 Policy Process）關注一般性政策過程，討論政策過程本身的科學性，即能否按照科學邏輯來建構政策過程。“政策過程中的知識”(Knowledge in the Policy Process)則關注政策本身的內容，討論政策本身的科學性，即能否用科學方法來解決問題。在拉斯韋爾的設想中，政策過程的這兩個知識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兩者之間相互促進，共同推進政策本身的科學性，尤其是知識與政策有效結合，使得知識真正服務于實踐和問題解決，這也是“政策科學”不同于“政治科學”的主要方面。

拉斯韋爾所設想的政策科學，具有四個獨特的特征：情景性、問題取向、技術整合和獨特的身份意識，這進一步刻畫了政策科學的圖景。正是這些設想，產生了廣泛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至少存在三個方面分歧：

1.政策科學是否應該遵循問題取向？杜威認為知識應該為“問題解決”服務（Knowledge forProblem Solving），這是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思想。拉斯韋爾將實用主義的單獨問題探究過程轉化為兩個問題探究過程。他將從問題到解決方案的一體化程序轉化為兩個探究過程：一個是問題本質的探究，一個是對如何實施問題的探究。拉斯韋爾的政策科學兩極（Two Poles of Policy Science）將科學發現與將發現應用于實際的方法區分開來。他超越了杜威模型，區分了科學和科學的政治，即便他并不認為政策制定過程在邏輯上不同于科學探究過程。這兩極之間是如何聯系的？或者說，科學知識是如何在政策過程中得到應用的？對此，學者們之間存在廣泛爭論。特恩布爾指出拉斯韋爾的政策科學的“問題取向”本身的“問題”，即沒有認知到知識在政策過程中應用本身的“政治性”。

2.政策科學是否應該實現民主價值？對于拉斯韋爾而言，政策科學本身應該有較強的價值傾向，它應服務于民主價值，實現人類尊嚴，而不是服務于“監視國家”（Garrison State），這應該是一種“民主的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 of Democracy）。從拉斯韋爾一開始倡導民主的政策科學，就受到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持肯定意見的學者認為拉斯韋爾把握了時代的本質，很好地調和了政策科學與民主之間關系，是對價值的科學判斷的嘗試。不過，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拉斯韋爾的民主的政策科學自身包含著矛盾和沖突。一方面，民主的政策科學強調科學性，主張事實、客觀和真理，另一方面，民主的政策科學強調民主性，則是價值層面的判斷和導向。民主的政策科學和民主科學（Democratic Science）一樣，兩者本身都是一個矛盾體。

3.政策科學是否應該注重情景？拉斯韋爾在倡導政策取向的同時，他非常重視“情景”在政策研究中作用，他將“發展概念”（Development Construct）、時空概念和世界概念聯系在一起，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情景的具體內容。圍繞著拉斯韋爾有關政策取向研究中“情景”問題，實證主義政策分析取向與后實證主義政策分析取向之間產生了較大分歧。實證主義取向政策分析使用“政策科學”一詞來指稱政策過程中的理性分析，突出經驗、實證和理性的作用，又被稱之為技術式政策分析。與實證主義比較關注經驗研究，將經驗研究作為最重要方面相比，后實證主義則重視解釋和批判。解釋主要是滿足于理解需要，批判主要是滿足于對行動限制取消的需要。審慎式政策分析是后實證主義政策分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分析方法。審慎式政策分析則強調知識是互動、沖突和協商的產物，非常重視“論證”在政策分析過程中作用，認為政策分析很可能是先有觀點，后尋找證據的過程，認證過程類似于法庭辯論，各方在提出自己的觀點時，用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拉斯韋爾的遺產和爭論，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政策科學有很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從拉斯韋爾的政策科學視野看，中國的政策科學至少應該在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政策科學回應中國發展戰略、政策科學提升政策實踐、政策科學知識體系建構、政策科學學科體系和人才培育、政策分析人員自身的身份認同。